结婚三年，陈建军厂里厂外莺莺燕燕从没断过。
我把苦水咽进肚里，每日奔波在纺织厂和卫生院之间。
弟弟的肺痨，要靠稀罕的进口药吊着，而陈建军他爸是握着进药指标的厂领导。
直到那天，他新看上的女工李小红松开了扶着的梯子，我从一人多高的戏台背景板上摔了下来。
坏了两个月的娃，一下子就没了。
我抖着手给他办公室摇电话。
“建军，娃，娃保不住了。”
电话那头是女人咯咯的笑声：“赵秀娥，你这套一哭二闹的把戏，我早就看够了。”
“真想寻死，就找个没人瞧见的地方。”
我被工友们七手八脚抬到卫生院时，血已经浸透了裤子。
弟弟晓得这事后，当天夜里就拔了输液管子。
“姐，我不拖累你了。”
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两条命，抵他家当初那点“恩情”，也该够了。
往后日子，各走各的路，再也不要有牵扯。
1陈建军冲进卫生院时，我正捏着那张“急性流产”的诊断单。
他一把夺过去撕得粉碎：“闹够了没有？
不就是想要钱吗？
说个数！”
“你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给哪个看？
当年你爹为了保住他那份工，也是这样低声下气求我爸的！”
我盯着地上那些碎纸片，冲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
“现在我不求了，行不行？”
一秒钟后，病房门被他甩得震天响，我的心也跟着一哆嗦。
陈建军前脚刚走，他那个狗腿子张秘书就探头探脑地进来了。
“嫂子，陈科长说了，只要您肯回去低个头，您弟弟那份抚恤金，厂里会按最高的标准给。”
“不用了，你告诉他，我俩的账，清了。”
我从弟弟下葬的山坡上回来，天已经擦黑了。
推开筒子楼那扇吱呀作响的家门，一阵刺耳的闹腾声从里屋传出来。
陈建军歪在唯一的靠背椅上，腿上坐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，正拿着橘子瓣互相投喂。
又是个没见过的生面孔。
也是，他何曾在意过我这个名存实亡的媳妇。
哪怕是我刚埋了弟弟这天，他照旧能带女人回家快活。
这几年，我瞅着他身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从一开始的心如刀绞，到后来的无感麻木。
他说让我低头，不过是想拿弟弟那点抚恤金当绳套，把我死死拴在他身边。
我不会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