签上写着“陈桂花，2025年4月11日呕吐物样本”，采集时间正是昨天凌晨三点——那时我刚改完新公司的入职申请表，母亲发来消息说工地直播赚了20块，够给我买盒牛奶，却没说她在搬砖时摔断了左手小指。
保洁阿姨的手机还在直播，镜头对准疾控人员贴封条的动作，打赏金额已经突破十万。
她突然跪在地上，对着镜头磕头：“求求各位大哥大姐，我女儿还在ICU，这钱给她交医药费……”我认出她工牌上的名字“李桂芳”，和男生母亲的名字“陈桂花”一样，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花名，她们的命运，此刻正通过直播间的网线，在千万个手机屏幕上交织成荒诞的悲剧。
父亲去世时，母亲也曾在水滴筹磕头，那时的打赏，是十块二十块的红包，现在的打赏，是火箭游轮的特效，本质上却都是跪着的尊严。
被带出洗手间时，我赤脚踩在商场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，脚底的粪渣蹭出一道道痕迹，像某种原始的图腾。
路过十八楼落地窗前，看见商场正门前围满穿防护服的人群，警戒线内躺着个抽搐的外卖员，嘴角挂着暗黄呕吐物——和我裤脚的污渍一模一样。
他的保温箱敞着，里面散落着几单冷掉的外卖，其中一单备注写着：“给写字楼里踩屎的小哥，加油！”
原来在这个时代，苦难真的会传染，通过粪便，通过直播，通过每一个渴望流量的毛孔。
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做笔录时，我注意到他们的防护服上印着“XX生物科技”的logo——正是前公司倒闭前合作的大数据公司，曾用我们的职场数据开发“打工人崩溃指数”模型。
男生被带走时，我听见他跟警察说：“他们说只要我每周在洗手间放三次真粪便，就给我妈安排免费化疗……”他腕骨处的二维码纹身还在渗色，扫码跳转的借贷页面显示逾期87天，累计欠款156200元，刚好是父亲去世前的治疗费用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
回到新公司的临时办公室，行政递来备用的西装和皮鞋，却没有领带夹。
我摸着衬衫领口的血迹，突然想起父亲缝补工服时的场景：他用颤抖的手穿针引线，说“儿子在金融城上班，要体面”
